为何恢复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征税 影响上班族生育成本

药店货架上的那盒短效避孕药，如今标价已经变为98元。当顾客扫码付款时，多出的12.7元将随着增值税流向国库。自2026年1月1日起，避孕药品和用具将重新征收13%的增值税，结束了近三十年的免税政策。这一变革并非简单的税收调整，而是国家人口治理逻辑的根本转变。

这一政策的调整，传递出明确的导向。曾经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而降低避孕成本的政策工具，如今正在被鼓励生育的新战略所重构。取消免税政策虽然并不会直接禁止避孕，但通过价格信号明确传递出国家对于生育的导向少生已不再是国家的优先策略，多生才是未来的方向。

这一变革的起点在于202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新法删除了原暂行条例中“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的条款，同时新增了“婚姻介绍服务免征增值税”的项目。在一增一减之间，政策意图清晰明了。

过往的免税政策设立在1994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仍超过1.1%，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然而如今，出生率已经跌破7‰，总和生育率仅在1.0左右，提振生育意愿已经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税收不仅仅是财政手段。取消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免税政策，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些小众领域的税收收入，实则是一个系统性信号的释放国家的公共资源将更集中于支持生育。专家测算，此举每年可为国家增加数亿元的财政收入，而这些资金恰恰可以用于新生儿补贴、托育建设等配套支出，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闭环。

有人担心避孕药价格的上涨会削弱避孕的可及性，导致非意愿妊娠的增加。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但是忽略了现实情况。市面上主流的短效避孕药本身定价较高，并不在医保覆盖范围。新增的税负虽然会导致单盒价格上升约10-15元，但对长期使用者来说，年支出影响仅在百元级别。相较于育儿的成本动辄数万元，这一门槛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根本决策，但却足以提醒公众：社会正在重新定义“正常家庭”的生育预期。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政策的协同作用。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各地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措施，如育儿补贴、延长产假、普惠托育等。此时取消避孕药具的免税政策，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整个生育支持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让税收制度与人口目标同频共振。

政策的落地需要精细的操作。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征收率、部分产品的成本降低等都有可能缓冲价格冲击。最重要的是，基本避孕服务仍然可以通过公共卫生渠道免费提供，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权益不受损害。政策的目标从来不是剥夺选择权，而是调整选择的代价与收益的平衡。

当一盒避孕药开始开具增值税时，它记录的不只是一笔交易，更是一个时代的人口叙事。从“能少生就少生”到“愿多生可多生”，国家正在用包括税收在内的全套工具重塑生育生态。这是一条复杂但方向明确的道路：未来十年里每一分税负的流向都将反映出我们对下一代的关爱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