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历史「山西大学历史简介」

孙中山纪念馆与山西大学堂旧址历史深处的之旅

作者：梁苍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太原，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历史爱好者。晋祠的巍峨壮丽无需赘言，而晋阳古城的历史遗迹则让人心生向往。作为近代文史研究者，此次太原之行最令人惊喜的却是与山西大学堂的不期而遇。

秋雨微凉，初次抵达太原的我，被公园雅致的名字吸引，信步走进了文瀛公园。文瀛湖公园之名源自宋太宗毁晋阳城后三年的新城建设，而名字中的“文瀛”既有文化的意味，又象征着广阔的视野。这座公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它被辟为市民游览休憩区。辛亥革命后，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因孙中山曾在此游览演讲。

漫步园中，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沉淀。园内鲜少游人，雨点打在伞上发出细碎的声音，更增添了幽静的氛围。园中有一湖尾，曲桥栏杆通向湖对岸，湖中睡莲盛开，红白粉紫，为清秋增添了一抹暖意。一座琉璃古塔掩映在绿树中，令人心生向往。但更令人瞩目的是公园中的孙中山纪念馆和山西大学堂旧址。

孙中山纪念馆其实是太原当年著名的劝业楼陈列所，这座歇山顶式的二层建筑见证了太原的历史变迁。1882年，张之洞巡抚山西，为促新政进行，建造了这座楼。初名“劝工陈列所”，寓意发展民族工业、实业救国。这座楼前地势平旷，逐渐成为了进步民众集会场所“太原公会”，并见证了包括太原争矿运动、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集会等活动。

而山西大学堂则是中国近代大学的起点之一，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齐名。作为一座新式学堂，它承载了无数学子的梦想和追求。在文瀛公园内，我意外发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堂旧址，这让我感到无比惊喜。

在公园中还有一处景点“万字楼”，这座楼是阎锡山为其父阎子明祝寿所建的藏书楼，黑瓦灰墙、垂兽有鸱吻的建筑风格充满了传统气息。这座楼也见证了太原的历史变迁，曾在日军占领期间被占用，后成为山西省图书馆，现在则是省摄影协会的办公地。

这次太原之行，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文瀛公园、孙中山纪念馆和山西大学堂旧址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诉说着太原的过去和现在。这次旅行让我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也让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敬意和钦佩。孙中山于1912年应阎锡山之邀赴山西考察，其间在太原进行了五次讲演，其中三次是在劝业楼进行的。他的演讲才华卓越，听众人数众多，场面宏大。如今游园的人们难以想象当时的热烈氛围。

孙氏的讲稿至今仍存。他赞扬了山西在革命中的贡献，并强调了国民责任的重要性。他的演讲慷慨激昂，富有感染力。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讲的现场感一旦整理成文，必然减少。演讲的口音、语调、肢体语言等都是依附于演讲者的人身存在，随着演讲者的消逝而消失。在音像技术尚未发达的时代，我们只能遗憾地留下对演讲场所的惆怅。

劝业楼和文瀛公园的保存与改造得益于主政者的努力。其中，阎锡山在太原市政建设中的扩充发展功不可没。他改善了公园的设施，为公众提供了所。如今，劝业楼经过落架大修，虽然周边形制已有所改变，但其宏伟壮观的景象依然令人赞叹。

在山西大学堂旧址的过程中，作者经历了一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经历。在文瀛公园东部周边闲逛时，偶然发现了“皇华公馆”和山西大学堂旧址。虽然旧址已逾百年，但仍有不少建筑保存完好，如西学专斋的大礼堂。这座礼堂由主楼和两侧翼楼组成，外观平衡对称，颇具美感，是山西省唯一的无大梁和内柱的新式建筑。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设立，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初建时，中西双方的龃龉不断，但最终仍建成了这座融合中西特色的建筑。今天的山西大学堂已成为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在离开太原的最后一天，作者再次探访了山西大学堂。因是周日，校园显得寂静无比。虽然最终只能拍摄到门前的一部分，但作者通过对比旧照，仍然能够感受到大学堂的韵味。围墙上的不明所以的方形白色泥点可能是性质的雕刻，曾遭到破坏，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柴善济所撰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详细叙述了西学专斋的设立因由。在这个世界潮流汹涌的时代，会通中西学是生存于社会之上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在山西的演讲、劝业楼和文瀛公园的改造、山西大学堂的旧址以及西学专斋的设立背景等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都展现了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经历和遗产不仅令人感叹历史的沧桑巨变，也让人对山西的未来充满期待。在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筹建之初，便面临着中西双方不小的分歧和摩擦，特别是在是否应该借助李提摩太等洋人贯通中西学问的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这一切始于庚子拳乱爆发，仇教情绪在晋省愈演愈烈。由于巡抚毓贤的缘由，导致一场严重的“山西教案”，教堂被毁，教士及教民遭到杀害。清廷紧急调派岑春煊前往山西处理此事，并基于李提摩太的传教士身份及其在山西的长期活动经验，邀请其参与协商。李提摩太向李鸿章提出了处理教案的章程，其中第三条建议将山西省的罚款用于创建新式学堂，专门引导晋人学习有用之学。这一建议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学堂的筹建工作随即展开。

山西的士绅阶层将办学一事视为西方对本国教化权的侵犯，因此一度产生抵制情绪。同年签订的《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规定了学堂的开设事宜，限制中西教育，禁止宣传与布道，传教士无权参与学校行政。

岑春煊在太原设立了山西大学堂，以令德堂书院为基础改制而成，主要教授中学。当李鸿章授权李提摩太全权负责中西大学堂事宜时，后者充满了热情和期待，在上海提前聘请教师、购买设备，意图在中国新式学堂的建设中有所作为。随着李提摩太一行的到来，太原形成了“一山二虎”的局面。经过多次拉锯战，中西大学堂的筹建暂时停止，最终确定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建立，存续时间限定为十年。

岑春煊在处理这一事件时表现出了委曲求全、多方折衷的复杂心态。他承认李提摩太的捐赠是为了培育山西的人才，但坚持课程设定、教师聘用和学生选拔由李提摩太主导，这未免侵犯了教育主权。尽管如此，岑春煊仍寻求与东南各省的比较争胜，并可能让李提摩太意外的是，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迅速解决教案，而非真正期望达到教育的效果。尽管如此，山西大学堂的设立仍然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带有保留和试探的斡旋中，山西大学堂最终得以设立。当时的新式学堂开学盛况被记录下来，呈现出硝烟暂时弥散后的敦睦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大学堂初十年的运营中，中西分治的模式下，西学专斋采用纯西式教学模式反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也使得山西大学堂跻身近代最早的三所新型国立大学之一。如今，通过偶然寻访，我们可以一览山西大学堂现存旧址，重温这段历史的不期而遇。希望这些内容能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流产网（注：此处可能是笔误，应为“流畅网”或类似名称）愿为大家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