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去民族大学的弊端「民族大学汉族可以报吗

自蔡元培于1926年开创先河，中国民族学学科的与实践正式启动。在随后的岁月里，众多优秀的民族学家崭露头角，他们主要活跃于各地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不仅为当时的民族学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的继续发展培育了丰厚的人才基础。这些学者在民国时期的研究对象，虽以边疆少数民族为主，但并未局限于此，其研究视野涵盖了民族学与诸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中华民族意识、世界民族问题以及中国之民族主义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研究得到了党和的高度重视。与先前的广义民族研究相比，此时的民族研究更加聚焦于国内少数民族研究，这主要得益于政策导向。中国的民族政策充满了进步主义色彩，强调民族平等与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群体性政治权利。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才解放不久，党和对少数民族的了解有限，相关知识严重匮乏。中国民族学界的主要任务便是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为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对中国民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次调整中，民族研究力量从综合研究型大学中剥离出来，转并至新成立的民族院校。诸多知名学者如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等被调至民族院校，成为民族研究的主力军。经过这次调整，综合研究型大学中的民族研究力量大幅减弱，而民族院校则逐渐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机构。

不可否认的是，民族院校在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学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按照中国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相应的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在这一进程中，民族院校的民族学家们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根据斯大林的四个民族特征出发，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民族识别的标准和原则。在多个民族的识别过程中，他们采用了灵活的方法，直接参与或领导调查组进行识别调查。他们还参与了党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记录各民族的社会面貌，中央决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时，民族院校的师生成为调查工作的主力军。他们深入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些成果不仅解决了当时民族工作面临的知识生产障碍，还为后来的“三种民族问题丛书”和“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提供了基础资料。

时至今日，民族院校的贡献仍在继续。它们为民族团结、文化繁荣以及国家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学与民族院校之间的紧密捆绑结构逐渐暴露出了一些弊端。费孝通先生对过去过于单一的研究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传统的民族学研究往往以某一民族为单位进行，这种方式虽然有助于深入了解各个民族的情况，但长期延续下去，造成了各民族研究的割裂，限制了民族学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院校的研究重心过于集中在民族学上，导致其他学科相对薄弱。这不仅限制了民族学获取其他学科的滋养，也削弱了其自身的竞争力。与之相反，一些西方国家的高校虽然也重视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研究，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民族院校以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研究为主的局面。像美国和加拿大的顶尖综合研究型大学内设有声誉卓著的原住民或其他少数族裔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因为有校内其他学科资源的支撑，推动了研究的繁荣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越来越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过去的民族学发展模式需要做出改变。民族院校也在进行自我调整，尝试超越过度聚焦单一民族研究的局面。为了推动民族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应该鼓励一些有条件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也参与到民族学学科建设中来。这些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通过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来发展壮大民族学，进而促进中国民族学学科的整体繁荣。

社会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事实上，综合研究型大学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学生。如何使这些学生在学习和校园生活中与汉族学生团结互助、共同进步，是综合研究型大学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所有民族的时代要求，包括汉族在内。民族学学科包含的知识是促进各民族师生相互了解、相互认知、相互尊重的学术力量。综合研究型大学有责任通过民族学学科或课程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各民族师生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共同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学科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推动民族学与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还需要加强对综合研究型大学的引导和支持，鼓励其积极参与到民族学学科建设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学的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对于大多数综合研究型大学来说，发展民族学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像在平地起高楼一样充满挑战。我们应当鼓励这些大学，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民族学领域迈出坚实的步伐。接下来，我们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这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的和改革。

我们要以基地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借助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多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培育基地，选择若干有基础的综合研究型大学作为试点。通过这些基地的建设，积极引进和培养民族研究的人才，逐渐形成稳定和精干的民族学人才队伍。在条件成熟后，这些高校将率先建立起完善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和本硕博培养体系。

坚持正确的研究导向至关重要。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强调尊重差异性、增进共同性，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也应遵循这一方向。在巩固已有族别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研究。既要重视基础研究，也要注重应用研究，吸取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与教训，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每个综合研究型大学都应结合自己的学术传统、地缘特点和学科优势，形成独特的民族研究方向和重点，避免同质化。

课程建设也不容忽视。对于综合研究型大学来说，学生数量众多，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学生，任务尤为艰巨。发展民族学不仅要抓好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还要着眼于全校通选课的设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课程设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相关通选课，通过课程讲授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人才培养是最终目标。由于民族学专业的就业面相对较窄，综合研究型大学在发展民族学时应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重点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和从事民族工作的实务人才。特别要注重学生的多语种技能和跨学科知识培养，让学生得到充分田野调查训练，使其心系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国情、具备世界眼光。

励轩教授作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秘书长、研究员，深知发展民族学的重要性和挑战。他的这篇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也为综合研究型大学发展民族学指明了方向。希望这篇文章对广大读者能有所启发和帮助。（流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