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资源库，中华资源库正确云官网

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古籍整理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的重视。在长达70多年的努力中，我们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完成了许多大型重点古籍整理工程，如《二十四史》点校本、“七全一海”等。据统计，《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至2003年，共有17000多种古籍得到整理出版；《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至2010年，收录丛书443种，子目5万多条。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为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新特点在于形成了中央引导、地方支持、民间参与的合力业态模式。我国一直有着崇文修典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开始重视并亲自指导古籍整理工作，注重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央层面始终调控全局，通过制定古籍整理规划、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等引导古籍整理工作的走向。与此中央还积极引入地方资金和民间资本，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古籍整理工作还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古籍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精校精注、汇校汇评等集成性方式，系统梳理历代古籍整理成果，挖掘古籍的时代价值，形成完备的时代古籍整理成果体系。这一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挖掘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以《二十四史》的点校及修订为例，这是一项贯穿数十年的重大工程，数百位学者薪火相传、精益求精。《文选》的整理也是反映新世纪古籍整理新水准、新视野和新方法的一部著作。该书以南宋淳熙八年的尤袤刻本为底本，参校本囊括了当前海内外所有可见的版本和相关文献。其整理体例是有异必录、逐条胪列，结合研究成果，力求实现“元元本本”。

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在中央的引导下，形成了良性的架构和业态模式。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中央的科学规划和资金扶持调动了地方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形成了合力发展的态势。古籍工作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系统梳理历代古籍成果，挖掘其时代价值，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提供了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文本，更在读书法和研究法方面给予了深刻的启示。随着数十年的发展，通过符合当代学术规范的方法整理、注释的基本古籍，已经全面覆盖了各个大学科领域，包括文史哲、理工农医、经济、教育、艺术、军事和管理等，一个新时代下完备的古籍整理成果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第三，当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展现出了创新体例和多样化的形式。通过今注今译、精选精译以及挖掘解读等方法，古老的经典被激活并融入当下，以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滋养着当代读者。这实现了古籍整理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论语》为例，它自古及今都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经典。在新的“文化重建”中，如何让古老的《论语》焕发新的活力，满足当代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是古籍整理者一直追求的目标。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以其准确的注释和平实的译注，成为当代最佳的《论语》读本之一，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赞誉。近些年，出版社更是将繁体字版简化为简体字，以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

除此之外，全国18所著名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专家们历时十年编校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也是一项重要工程。该丛书集100多位专家之力，成书133种，旨在普及优秀古代文化并进行爱国教育。每种书籍都包含提要、原文、注释和译文四部分，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原著情况、扫除阅读障碍。这项工程不仅服务当前，更是造福子孙的普及古代文化的巨大工程。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一系列丛书的诞生，更是将传统文化经典与当代读者紧密相连。这些丛书的编纂者认为，阅读古典要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层面上浸润人的心灵，所选书籍既要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读为大众接受。通过这些丛书的推广，传统经典真正普及化，走近大众、深入人心。

第四，新的古籍整理方式汇编影印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图录编纂、丛书汇编、出土文献刊布、海外善本回归等方面成果丰硕。在影印技术传入我国之前，雕版印刷和传抄是古籍传播的主要方式。影印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副本的制作速度并降低了成本。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多采用影印方式出版，这是最为经济且省力的方法。影印的特点使其更适合用于参考资料性质的选题。从七十多年的古籍整理成果来看，影印古籍所涉及的子目远多于排印古籍，其在图录编纂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图录作为古籍目录的升级版逐渐受到重视。有图为证的古籍行款一目了然。彩色印刷已经成为古籍图录的标准，为传世古籍的保存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国传世古籍数量庞大且种类繁多，其中适合不断深入整理、注释、解读的更是有限。因此通过创新的古籍整理方式和多样化的传播途径让传统经典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浩瀚书海中的“非基本”古籍：传承与创新的交融

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其中不乏承载思想火花、流淌文学情志的珍贵典籍。这些古籍或记录一代、一派、一地、一族、一人的历史，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由于数量庞大，受众有限，我们无需浪费人力物力逐本点校。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是，按照一定的学术脉络将这些古籍汇编影印为丛书，方便专家研究利用，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这样的成果。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四库系列”，以及《清代诗文集汇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等，都是人们常用的资料。这些丛书的汇编影印，使得古籍的查阅和利用变得更为便捷。

近年来，出土古籍的整理也是学术界的显学。特别是唐前时期的古籍，如商周甲骨、金文、战国简帛、敦煌遗书等，是传世文献定本之外的重要文本，对早期文本生成和文化源流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大多数出土文献的刊布，采用影印（或加释文）的方式，如《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随着科技的进步，古籍整理也步入了数字时代的初级阶段。计算机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古籍整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时俱进，拥抱新技术，已成为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突出特征之一。

我国古籍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取得了系列可喜成果。如今，国家图书馆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10万部（件），全部实现免登录在线阅览。多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数字化古籍资源，基本构建起了国家古籍数字平台。

古联公司的古籍OCR系统和阿里巴巴研发的“汉典重光”等技术的出现，为古籍数字化提供了更快更便捷的途径。这些AI智能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古籍工作者的效率，还有助于他们对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推动数字人文进程。

当古籍遇到数字，旧与新成为有机结合体。开放共享，是时代的呼声。我们已经在数字人文的初级阶段看到了古籍整理的巨大变革。希望这些努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为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