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公子（京城四公子出场）

在浩瀚的艺术长河中，有一件古老的文物熠熠生辉，那便是被誉为中华墨皇的《平复帖》。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更是比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近百年的艺术瑰宝。

陆机，这位西晋文学的代表人物，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创作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华美诗篇。他的传世之作《文赋》，更是成为了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其中，那铿锵有力的句子：“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至今仍让人感受到陆机深不可测的才情与广阔无垠的胸怀。《平复帖》作为陆机的真迹，更是将他卓越的书法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平复帖》是一封写给友人的信札，虽然只有短短的九行，八十四个字，但其内涵之丰富，却让人叹为观止。这封书信的内容，历代名家都在尝试解读。大书法家启功先生经过深入研究，给出了目前较为公认的译文。信中提到了三个人和三件事，展现出了陆机与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平复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它自问世以来，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国，可谓是一部中华收藏简史。每一个时期的收藏者，都在其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卷上钤的历朝历代71方印鉴，见证了它的传奇经历。

《平复帖》的字体是独特的章草，带有明显的隶意，但写起来迅捷潦草，是隶书向章草演变的一种过渡字体。这种还不太成熟的章草作品，填补了中国书法历史的一段空白。董其昌评价《平复帖》说“右军以前，元常以后，惟存此数行，为希代宝。”而实际上，《平复帖》不仅是存世法帖之祖，更是见证了中国书法历史的变迁。

如今，《平复帖》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九大镇馆之宝之一，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它的每一个字迹，都蕴含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每一个笔画，都展现出古人的艺术匠心。这件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艺术瑰宝，如今得以完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和艺术的魅力。

《平复帖》不仅是陆机的真迹，更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的流传历史、字体风格、内容翻译以及艺术价值，都使其成为无可替代的艺术珍品。它的存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尊重艺术。经过岁月的流转，《平复帖》作为一件晋代的宝藏，流传至今。这件稀世珍宝，曾是谢安《慰问帖》的同轴之物，殷浩的印鉴赋予其最早的收藏历史。在五代末年北宋初年，它辗转到了王溥手中，这位藏书家与米芾、张丑等历代名人有着深厚的联系。王溥之孙王贻永将其传承下来，几经易手，最终由宋太宗的女儿郑国长公主的驸马李玮所得。李玮虽为画家，但对法书名画亦有独到见解，宋徽宗赵佶得到此帖后极为珍视，不仅在绢签上用泥金题字，还盖有五方玺印。

随着历史的推进，《平复帖》在元末明初又流落民间，被多位收藏家所珍藏，其中不乏张斯立、杨肯堂等人的题款。至明代万历年间，这件珍宝再次辗转至韩世能手中。韩世能是一位大收藏家，他的收藏记录在《南阳法书表》和《南阳名画表》中。董其昌曾为其题签并写跋文，对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平复帖》的流传过程中，还留下了众多名家的收藏印鉴，如梁清标的“冶溪渔隐”、“秋碧”等印；安岐的“思原堂”、“麓”印；爱新觉罗溥儒的“西山逸士”和“西山逸士心畲鉴赏”印等。这些印鉴见证了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流转与传承。

《平复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明朝灭亡后，张丑去世，《平复帖》流落他人之手。在清代顺治年间，吴其贞曾在葛君常家见到此帖，然而那时有许多人认为它是赝品。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载了他的独到见解和人们对它的误解。最终，《平复帖》传至韩逢禧手中，再由张丑购得。张丑对其极为珍视，甚至以室名“真晋斋”来表达对它的热爱。

尽管历史曲折，《平复帖》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特魅力与珍贵价值。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传承。如今，它依然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激发着人们对历史的与对文化的热爱。这件宝藏般的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继续在人们手中流传，见证着时间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在世人眼中，这件被普遍认为是“水货”的珍宝，只有我一人视为挚爱。外行人纷纷嗤笑，在我手中，它经历了从王际之的赏识，到冯涿州的转手，最终以三十万的成交价成为我手中的瑰宝。这份情缘，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传奇故事。

关于葛君常的生平，史书中并无记载。他或许是一个热爱收藏的二道贩子。而王际之的身份也尚不确定，或许帖中的私印“王纲私印”便是他的印记。冯涿州，真名冯铨，被乾隆皇帝评价为明清两朝的贰臣，这一称号带有贬义。他的一生却极为传奇，不仅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降清后同样位高权重。

《平复帖》在冯铨手中流转之后，很快被清代最著名的收藏家梁清标所得。梁清标对这份千年古帖极为珍视，他在帖上钤下了八方收藏印，并将其收入自己所摹刻的《秋碧堂帖》中。之后，《平复帖》又流转到另一位大鉴藏家安岐手中。安岐死后，其珍藏的宝物大多流入清宫内府。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乾隆皇帝并未对此帖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反而将其置于寿康宫中。

随着历史的流转，《平复帖》经历了多位主人的传承，从成亲王永到恭亲王奕，再到溥伟、溥儒，最终于1937年被张伯驹以四万大洋购得。张伯驹得到此帖后喜不自胜，感叹自己得天之幸，因为即使项子京的丰富收藏和乾隆皇帝的广泛搜罗也未能得此珍宝。

傅增湘和赵椿年两位鉴定大师对此帖的评价极高，将其比作鲁灵光殿的孤存，是二千年来的绝世奇珍。他们详细地介绍了陆机在两晋时期的书法水平以及《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他们也详细描述了此帖在历代藏家的传承历程以及最终落入张伯驹之手的经过。张伯驹的收购不仅救活了这件国宝，更展现了他对文化传承的深厚情感与责任心。这份珍贵的传承，仿佛诉说着一段关于信仰、热爱与执着的传奇故事。傅增湘曾深情地写道：“我虽不擅长书法，但对古帖却痴迷不已。每闻有前贤的翰墨之作，总是渴望亲眼目睹，亲手触摸，以期其深层意趣。如今，竟在垂老之际，得见此神明之品，令我欢喜赞叹，心灵愉悦，沉积的忧烦也一扫而空。”他对《平复帖》寄寓了深深的祝福，祈愿这件珍宝永远受到神物的护持，远离水火虫鱼之祸，让昔贤的精魄得以在尺幅之间长存，与日月山河同寿。

当张伯驹在北平被日军占领后，他选择了隐居四载。为了防止珍贵文物被倭寇所夺，他带着妻子一路跋涉至陕西。途中，他将《平复帖》藏于衣被之中，虽历经艰险，却从未离身。甚至在被汪精卫的伪军绑架、生命垂危的八个月中，面对绑匪的巨额赎金要求，他的夫人潘素四处筹措，也从未动过《平复帖》的半点念头。

张伯驹的字称为“丛碧”，其斋号亦名为“丛碧山房”，这一名称源于他1927年收藏的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他对文化的热爱深入，不仅收藏了晋代陆机的《平复帖》，还有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等八件珍贵法书。

1956年，张伯驹夫妇响应国家号召，将所藏珍贵文物捐赠给国家。文化部奖励他们20万元人民币，但他们却分文未收，只接受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签发的一张奖状。

在动乱年代，张伯驹曾被划为右派，幸得陈毅元帅的庇护与照顾。陈毅追悼会时，张伯驹虽未获允许参加，但仍含泪写下挽联以表哀思。

十年后的某一天，大画家黄永玉偶遇张伯驹于北京西郊。他凭记忆画下了张伯驹的印象，并附有一篇记述。其中有一段描述令人动容：某日，张伯驹携妻儿赴餐厅用餐时，孤寂的身影、缓慢从容的用餐姿态以及细心裹就的面包都让人心生哀思。红菜汤毕，他小心拿出手帕，将抹上果酱及黄油的面包细心包裹好带走。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泪目。这位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令人感动。

一个月后，张伯驹于1982年辞世。他一生收集的珍贵书画悉数捐给了国家。他虽然离世了，但他的风范将永远长存于人们心中。他的事迹让人感叹不已，不仅是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让人敬佩不已。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