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老人 被欲望击垮的晚年

我是一名护士，在成都一家公立医院的消化内科忙碌于日常的工作。这里，大多数病例都是常规性的，患者主要来自周边小区。交上一千块钱的门槛费后，他们通常在一周左右就能出院。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的地理位置特殊，使得艾滋病患者的数量相对较多，我们科室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病患。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例是一个普通的个体户老板。他年仅三十多岁，外表体面，因食欲不振前来就医。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HIV阳性。医生与他谈话后，他走出办公室时神情凝重，与之前兴高采烈的他判若两人。

除了年轻患者，艾滋病在老年人中的蔓延速度也令人震惊。2017年，老年人被明确列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不同于年轻人的多种传播途径，老年人的感染途径异常单一。其中，一位叫车庆林的老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作为护理组长，负责管理十二张病床。急救车送来了一位晕厥的病人车庆林，一位62岁的老人。他的脸色黝黑，神情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他的生活经历。

车庆林是一位孤独的农民工，曾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一个儿子。这些年来，他一直独自生活，对儿子的工作守口如瓶。当被问及儿子的状况时，他嘴角紧闭，似乎与儿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得知自己罹患艾滋病后，他的世界仿佛塌陷了一般，陷入深深的沉默与忧郁之中。

考虑到他的情绪，我们在不涉及血液和体液接触的情况下，尽量以肢体的接触来安慰他。他开始逐渐打开心扉，虽然回应不多，但每当谈及染病的途径时，他都会避开视线，沉默不语。

车庆林的家人得知他的病情后，围绕在他病床周围的氛围充满了悲伤与拒绝。特别是他的兄弟和姐姐们，似乎连靠近病床都不愿意。通过深入了解，我们得知他长期与一些失足妇女有不洁性生活史。他的自嘲和愧疚让我们感到心痛。医生们试图安慰他，告诉他疾病并不是命运的终结。部分原因是他未能正确使用安全套，而社区其实有免费发放的安全套，他却因为羞耻心而不敢领取。

车庆林的过去充满了悔恨和羞耻。他的家人对他的病情和过去感到极度厌恶和无奈。最终，医生建议家属将他接回家度过最后的日子，但遭到了家人的拒绝。他们害怕疾病会传播给他们，甚至整个家族。车庆林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每一次治疗都变得更加困难。他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恐惧和感激，对我们怀有强烈的负罪感。当医院无法抽调出人员照料他时，我们联系了他的前妻。她承担起照顾车庆林的责任，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他最后的关爱与陪伴。

提及车庆林，她的语气中透露出怨恨与无奈：“他就是个祸害。年轻时挣了钱却在外挥霍导致家庭破裂。”她独自抚养孩子并开了一家小饭馆来维持生计。尽管她承担起了照顾车庆林的责任但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却无法言表她的坚韧和无私的爱让人感动同时也让人深感生活的无常和人生的不易。后来，她嫁给了一位朴实无华的老实人，独自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供养儿子上大学，从未向车庆林索要过一分一毫。虽然她时常责备车庆林的种种不便，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仁慈与关爱。面对车庆林大小便失禁的状况，她毫无怨言，精心照料。她铺上一尘不染的一次性床单，再铺上柔软的护理垫，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不便，丝毫不介意那股难以忍受的臭味。尽管照顾病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她却毫不退缩，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一把就能将病人翻身，迅速擦洗，甚至比专业的护工还要出色。

车庆林的儿子在难得的休息时间也会前来探望。他身材高大挺拔，穿着白衬衣深色西裤，显得文雅而有教养，与父亲的车庆林截然不同。他通常坐在医生办公室，静静地聆听医生的讲述。他的话不多，提及父亲时总是低垂着头，声音柔和而低沉。他在病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每次来看望父亲时都会与母亲进行简短的交流后安静地离开。

尽管车庆林已经无法辨认出身边的人，面对儿子时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但他心中依然珍藏着对前妻的记忆。每当她为他喂饭时，他会乖巧地张开口；和她交谈时，尽管无法言语，但他会用哼哼声作为回应。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当电筒的光束照在他的脸上，我指着某人问他：“车庆林，这是谁？”他的脸上带着微笑回答：“这是我老婆。”这句话让我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已经离婚多年的事实。而那位照顾他的胖妇人则站在一旁，目光望向窗外，也许是在思考着什么吧。

两个月后的一天，车庆林的状况开始恶化。医生建议让他的家人将他带回家中休养。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病人在家中平静地离开更为妥当。家属们却纷纷摇头表示反对这个决定。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的希望与努力。终于有一天在车庆林咽下最后一口气后不久，抬尸人迅速赶到现场处理相关事宜。他们用黄黑相间的PU袋子包裹车庆林的遗体。不久之后家属们默默离开病房跟随抬尸人迅速奔向火葬场进行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段故事是真实故事计划中的一部分承载着真实的情感与人生的悲欢离合。